米乐m6李冰肖在广州一家公立医院的新生儿科工作。科室有45张病床，连日来，先后有12个新生儿病危被送进病房上呼吸机。呼吸机、温箱、监护仪勉强够用，但人手严重不足，医生和护士得“白加黑”连轴转，白天查房、开药，晚上照看患儿，与家属交流病情。

　　肖雪是副主任医师，她和李冰肖的工作节奏差不多。近日，她做了一个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决定，加盟一家民营儿科门诊，每天接诊十几位患者，“从容应对，深入交流，这是我想要的。”她希望和孩子建立一种长期稳固的关系，当他们的家庭医生，陪伴他们成长。米乐m6

　　儿科医生难做。今年的广东省政协会议“抢麦”时，医生委员秦鉴举着“关注当代‘少司命’”的牌子为儿科医生鼓与呼。

　　面对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行业，李冰肖和肖雪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们也代表了一批儿科医生。

　　来看门诊的儿童家长有很多疑问。李冰肖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每个问题，短时间内说不清楚的，她就让家长加微信，以详细说明。有时，前面的家长还在不停问，后面的轮候者便抱着孩子冲进诊室。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门诊诊室内，扎着马尾的李冰肖拿出一组基本图形拼图，引导小男孩旭旭（化名）将3个图形放进对应的凹槽。

　　旭旭坐在妈妈怀里，拿着三角形木板不停地敲着桌面，似乎不太理解李冰肖的话。

　　“不对呀，宝宝你再看清楚一点儿，要放进哪里？”李冰肖耐心地指引着。一旁的旭旭父母有些着急了，眼看着孩子1岁7个月了，至今只会叫爸爸，怎能不担心。

　　“言语和理解力的发育有些滞后。”反复沟通和检查后，李冰肖建议旭旭父母多陪陪孩子，教他识物。

　　李冰肖出的是儿保门诊。一下午限号30个，每次放号都被“疯抢”，晚7时后下班是常有之事。

　　来看门诊的儿童家长有很多疑问。“医生，孩子呛奶怎么办？”“孩子体重会不会过轻了？”，“宝宝缺钙吗？”……

　　李冰肖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每个问题，短时间内说不清楚的，她就让家长加微信，以详细说明。

　　有时，前面的家长还在不停问，后面的轮候者便抱着孩子冲进诊室。“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先去外面等一下，好吗？”李冰肖推了推眼镜，有些无奈。

　　傍晚7时，最后一位家长离开，李冰肖关掉电脑，收拾好桌面，仔细地洗了洗手，舒活筋骨。

　　“每天够累的，要说个不停。”她看了看在场跟诊的南方日报记者，“难以置信吧，每个人的诊金就4元。孩子用药量少，奖金就不多，不少人觉得儿科费力不讨好。”

　　如今，李冰肖是该院高危儿童保健门诊唯一的留守者，她坚持了11年。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因人手不足等原因，一些综合医院早已不开设儿保门诊了。

　　李冰肖直言，因为太辛苦，儿科没有吸引力。前段时间她去面试医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主动报儿科。“问一个学生愿不愿意服从调剂，他说反正除了儿科，其他科室都可以。”李冰肖说完，苦笑。

　　问她本人会不会离开，李冰肖却摇摇头：“一是因为我真心喜欢孩子，另外，在大医院能多接触很多疑难病例。”

　　跳槽后，古锐改变了不少，工作节奏慢下来，可以做得更细。作为男医生，为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他在听诊器上装了一只小熊玩偶。“别看看病人少了，但因为了解得更深入，工作强度和在公立医院时差不多，可感受不一样。”古锐说。

　　年轻妈妈抱着女婴准备出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肖雪交代了几句，又轻轻握了握孩子的手。

　　女婴是个30周的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仅一千克多，肺部发育不好，还有感染。女婴在肖雪负责的病房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次与死神擦肩，最终幸运地撑过来了。不过，这个一出生就命途多舛的孩子，还存在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等问题。

　　“我会长期随访，时常关注她。为了抢救这个小生命，我们倾注了很多心血，希望看着她健康长大。”不过，从肖雪的工作状态来看，这不现实。在门诊，她半天得看40个号，每次问诊时间都很有限，只能解决最紧急的问题。

　　一天上午，有几个宝宝来复诊，都是早产儿、高危儿，问题较多。肖雪在每个孩子身上都花了至少二十分钟。看完后，她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此刻，已是下午2时，她午饭还没着落。

　　肖雪觉得胃隐隐作痛，但更让她感到糟心的是，尽管累得要命，患者还不太满意，“轮候这么久，人那么多，就医体验差是必然的；医生也是，忙起来就像机器似的。”

　　肖雪的大学学长，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工作十多年的古锐医生有同感。“这么多年，门诊看了就完了，也不知道他们以后怎样了，治疗是否有效果。有时候想多说点育儿知识，但又担心轮候的家长抱怨。很无奈，也很遗憾。”

　　早在2011年，古锐、肖雪、梁妤婷等几位重庆医科大学的校友共同组建了广州“培儿屋”儿科医生联盟，建立起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众号的儿童保健知识普及平台，闲暇时为儿童家长答疑解惑。

　　但他们发现，若从更严谨的角度出发，面对儿童群体，有些问题仅限于线上答疑远远不够，必须了解孩子的所有，包括他的成长环境、家庭情况，并针对个体化问题，面对面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于是，他们萌生了开线年底，一个大胆的计划成型了——“培儿屋”联盟中包括古锐在内的5个医生，开始参与组建一家医疗投资公司，创建私营专业儿科门诊。

　　6月，广州珠江新城一家写字楼内，他们的儿科门诊正式开业，近500平方米，诊室、药房、检验室、治疗室、观察室等一应俱全，卡通墙纸和儿童玩具随处可见。

　　诊室内，医护人员仔细为孩子们查体，和家长轻松交谈，细细交代育儿知识，平均每人的咨询时间均在半小时左右。

　　曾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工作的梁妤婷是个天性开朗的人，门诊刚开业，她就接待了一位苦恼的妈妈。这位妈妈很希望母乳喂养，但苦于母乳很少，感到压力大，还有轻微的产后抑郁。

　　“除了喂养技巧，心理疏导也很重要。”见到这位焦虑的患者，梁妤婷花了很多时间与她谈心，并一直保持联系，不时开导。后来，这位妈妈带着4个多月的孩子第二次来到门诊时，开朗了许多。“当天我什么药也没开。专业的指导、鼓励的话语，不也是良方吗？”

　　前不久，肖雪心系的30周早产宝宝也来到了诊所。为保障这个有些“特殊”宝宝健康成长，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制定个性化随访方案，外加两年的儿童保健方案。“从容应对，深入交流，这是我想要的。现在，我终于可以见证他们成长了。”

　　跳槽后，古锐也改变了不少，“工作节奏慢下来，可以做得更细”。作为男医生，为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他在听诊器上装了一只小熊玩偶。“别看病人少了，但因为了解得更深入，工作强度和在公立医院时差不多，可感受不一样。”

　　儿科被称为‘哑科’，孩子不能准确描述自身病状，只能依靠父母讲述，对医生的临床诊断经验是极大的挑战。米乐m6儿科还是医疗纠纷的重灾区，关乎孩子健康，家长都会很紧张，情绪有时难免失控。

　　“排队4小时，看症两分钟。”描述的就是高峰时段大医院儿科门诊的常态。如今，儿科医生紧缺、儿童看病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人下降到10万人，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名儿科医生，这个数字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

　　2015年底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多家医院的儿科急诊，米乐m6还先后传出因医疗人员不足而停诊、限诊的消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院日均门诊量1.2万-1.3万人次，仅有600多名儿科医生分班次予以消化，同时还有大量手术、住院儿童的治疗。1个儿科医生干了3个医生的活，工作量处于超负荷状态。

　　南方日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儿科紧缺有历史原因。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取消了儿科学专业，这导致了此后的十多年里，我国儿科本科人才的来源被切断。

　　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医生都不愿意选择儿科。总体而言，儿科兼具压力大、风险高、工资低等特点，让很多医学生望而却步。

　　儿科还是医疗纠纷的重灾区。“关乎孩子健康，家长都会很紧张，情绪有时难免失控”。李冰肖出门诊的体会是，来一个孩子，跟着一家人，

　　很难保证一次成功，遇到暴躁的家长，可能恨不得上来给你一拳。”还有业界人士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加剧了儿科医疗资源的供需不平衡。

　　据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预测，2016年至2020年广东户籍人口每年将多出生15万人至18万人，而培养一个专业儿科医生需要8年，可见短期内仍难以填补缺口。

　　今年年初，在广东省政协会议上，省政协委员秦鉴医生呼吁关注当代“少司命”，重视儿科医生短缺问题。秦鉴认为，政府要合理配置医疗培训资源，给予政策倾斜，引导儿科医生的培养，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

　　2月底，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宣布，两部委将采取多项措施，支持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在2016年恢复儿科本科招生，以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紧缺的状况。据了解，广州医科大学2016年本科招生计划中，也新增了儿科学专业。

　　5月18日，国家卫计委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在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改革方面，提出了几个关键点，包括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推进优质儿童医疗资源下沉，优先开展儿童家庭签约服务，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儿童医疗机构等。

　　前不久，易女士3岁多的儿子患了支气管炎，带他到深圳的卓正医疗就诊，诊金加药费共花了1500多元。“诊所干净，人少，有游乐区，医生询问得也比较详细。但诊金比较高了，药费也贵，效果马马虎虎。”

　　南方日报记者了解到，肖雪、古锐等医生所在的儿科门诊，一般诊金在400元左右，药费与检验费与旁边的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无差。该诊所还提供与家庭签约专属儿科医生服务。

　　“我们希望得到更多认可，毕竟都是在公立医院干了十多年的儿科医生，经验是有的。希望回归本源，靠诊金体现价值。”古锐说。

　　在古锐看来，社会办儿科医疗机构要可持续运作，除了本身服务和技术过硬外，还迫切需要两方面支持：“一方面，医生的晋升条件要放宽，毕竟我们离开了三甲大医院，若职称晋升还要做基础研究、写论文，这不现实；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三甲医院或者更多专家、教授的支持，这样一旦要转诊也有‘靠山’，我们也能更好发挥‘首诊’的作用。”

　　李冰肖也赞同公立医院成为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大后方”。“社会办儿科诊所确实能满足一部分人群的需求，为大家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提高了部分医生的收入，有存在的必要。但若没有公立医院的支持，那里的医生本身得承担更多风险，转诊渠道不通，也无法更好满足群众的各种就诊需求。”

　　就古锐关心的晋升问题与后续深造培养的问题，《方案》中指出，在临床和学术地位方面，将社会办医疗机构人才队伍、专科和信息化建设纳入总体规划，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生培养、科学研究、专科建设、职称评定、等级评审、参加学术活动等方面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