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乐m63月某日，天还没亮，北京市民吕兴便去了一家有名的综合医院，为的是早早给晚上突然咳嗽的1岁儿子挂上号。

　　挂号时间终于开始，但很快，“专家号”便没了，吕兴自感幸运，总算在“最后一分钟”排到一位专家。

　　几小时之后，大约10点多钟，总算轮到吕兴的宝贝儿子了。他们本可以早好几分钟看上的，可排前面的一位小妹妹的父母找大夫吵架：质问“我们等了3 个多小时（算上排队时间），你 3 分钟就给打发了！”

　　“这位大夫真耐心，一再安慰小病人家长‘她的病并不重，吃点小药就会好的’，可旁边护士补充的一句实话‘其实可以不用来医院的’，又惹得家长不依不饶……”吕兴粗算了一下，“正是3 分钟看一个病人，我们才只等了3 个小时就看上了。要是10分钟看一个病人，我们还不得等10 个小时啊……”随后，他还是抱怨了一句：“有这么多得病的孩子，这么大的医院，就不能多些医生看病吗？”

　　吕兴等家长后来才知道，“千儿半医”现象也非常普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编纂的《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表明，

　　近5年来，中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可以为他们看病，与全国平均每千人配备2.06名医师水平相比相去甚远，也远不及“千人一名”的国际通行标准。比照欧美发达国家医生儿童患者1：1000的配备标准（其中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 1.46 位儿科医师），中国0—14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大约2.2 亿，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

　　面对全国 2.2 亿 14 岁以下的儿童，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了 20 万人，而在过去15年里，全国仅仅增加了5000人。近年来，有些省份甚至达到4000、5000名儿童才一位儿科医生的超低比例。北京发生过儿科“限号”、而上海则儿科“告急”……

　　雪上加霜的是，人手本就不足，儿科还面临着大幅流失的尴尬境况，流失率达11%，包括不少成熟的大夫不想再干下去了，辞职改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大夫掌握的一份资料显示，不满35岁的儿科医生流失率达到14%,“这非常危险！”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阳春市人民医院熊锦梅透露，有些医院由于急诊儿科医生离职，人手不足，医院无计可施，只能暂停收治急诊普通病号；“还有的医院，仅有的医生病了，儿科也就暂停了。”钱渊研究员等专家指出，很多地级城市没有儿童医院，只有部分二甲以上医院设置儿科；多数县级医院没有独立儿科，形成了基层儿科人才资源的空心地带，大量基层儿科患者涌入大医院也加剧了大医院儿科就医难的情况。“全国每1000人拥有4.55张病床，这跟发达国家10张、15张距离甚大，但相对于1000人病床数，儿童的病床数更少……”

　　虽然儿科荒已经在中国存在多年，但往往被视为局部的、个别的现象，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目前，“二孩”政策正全面落实，这无疑将带来一轮生育高潮，民众对儿科的需求更大，儿科医生的缺口也还会扩大，加上医生与患者（家人）矛盾的存在，终于使问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壮”，引起了自上而下的重视。。在3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的表述回应了社会上关注的“儿科医生紧缺”现象。

　　吕兴很敬佩儿科大夫，“光每天的‘噪音’就够他们受的！”他指的是孩子们尖利、无休止的哭声所时常达到的高分贝。“一天下来，脑袋都是蒙的。但习惯了。”给他孩子看病的大夫笑曰。

　　儿科医生长期面临的是嘈杂、无序的工作环境。而平时在这种环境里工作，高强度和劳累是常态。“由于儿科医生的职业特点，工作紧张，压力很大，因预约病患众多，为了节约时间，有时候，我们医生一天顾不上吃饭都是常事。”52岁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中心主任巩纯秀自我介绍道。每周一、周三是其门诊时间，每个门诊日都需要高强度工作10多个小时以上，此外，她还要负责查房、讲课、开会、赴外交流等工作。“最忙的一天，巩大夫看了近百号病人，一直看到午夜1点才结束。”助理补充说。

　　60岁、已经退休而被返聘的刘晓雁大夫是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也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专家。每次出诊，在其医室门外，都会有至少100个病历本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儿家长。皮肤科的普通号有5位出诊医生，每天需要面对1000多名患儿。

　　仅去年，儿研全所的300多名医生诊治了216.97万名病人；儿童医院的就诊人次则达到317万。这两家儿童专科医院的工作强度也折射出儿科医生的人才缺口。

　　尽管儿科大夫有着道不出的辛苦，包括周末也不时无法休假，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约10年前，本来的周末就注定不再是周末了。“既然选择了儿科，只能是轮班制，不分周末和平常，轮到什么时候上班，就得上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大夫潘维伟表示。这位已工作了近10年的儿科主治医师，每周门急诊常规工作 52 小时，这还不算教学、写论文的时间。

　　而医患矛盾随时都可能发生。如今，孩子常常被看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帝”，备受至少6位“大臣”(父母和4位祖父母)小心翼翼的呵护，一旦得病便是家里的“头等大事”， 到了医院，孩子在看病，许多双眼睛在盯着大夫，可患儿又大都不会用语言准确表达病情，米乐m6需要医生全面调动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作出分析判断，可一些家长可能会失去理智……可以想见，医生们头顶着怎样的“额外”压力。据中国新闻社报道，曾有一位儿科大夫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如果我们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情绪平复好再回来看病，一些家长都不能接受。”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大夫对媒体说。

　　“在外国，医生不会在孩子哭闹时看诊，要等孩子平静下来才行。”王大夫还说。而潘维伟大夫也在其日志里写道，“孩子本来就怕陌生人，再加上得病身体不舒服，看医生时哭闹得厉害，有时连进行基本的查体都很困难，我们只能结合经验进行判断……心里想什么时候，在儿科门诊，也能少看点病人，有时间和家长多交流就好了。”

　　潘大夫也是一位父亲，儿子3岁，“我理解家长们在孩子生病时焦急的心情。儿科的医护们，是孩子的父母，也是父母的孩子，米乐m6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让我们共同面对疾病。”他曾在日记里写过这样的文字。

　　儿科又是一个高风险的科室。“因为多数患儿起病急、病情变化快（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病情就可能发生急剧变化），治疗风险特别大，医生如果经验不足，或观察不够细致的话，很容易出事！”潘大夫说。还有医生表示，“再加上部分家长的不理解、不认同，导致儿科大夫的压力非常大。”

　　与工作量和压力大、又累又“险”对应的却是“穷”！“在所有的医疗行当里面，儿科的收入是最低的，以至于医学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也不愿意去儿科。”钱渊研究员指出。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46%。医药英才网招聘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儿科医生的平均月薪分别为7317元、8907元和6893元。去年王斌大夫的科室创收9000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儿科几乎是天文数字。“我们是院里的优势学科，创收能力强，因为大多是危重病人，需要各种治疗手段和医疗设备，但医生的劳力并不值钱。”王大夫曾对媒体披露，有患儿家长以为他的年薪怎么也得300万、400万，这位50岁、工作了将近30年的正高级职称、硕士博士生导师如今年薪不到30万元。

　　贵州省儿童医院院长、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主任束晓梅在儿科一线年，拥有博士学位、正高级职称，可是，她为每一位病人看病的挂号费只有6.5元，面对一些病情复杂的小患者，常常需要花20、30分钟的时间进行诊断。“我觉得医生的劳务价值没有得到承认。”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举例说明医生劳务报酬低的现象，“一位主治医师的查房费一次只有2.5元，并且一天只能收费一次，这体现了医院定价机制的畸形。”

　　目前中国医院还普遍存在着“靠开药获利、以药补医“的现象，儿科患者病情有的比较简单，用药大都比成人科室少很多，如一种止咳的药片，1岁以下的儿童吃五分之一片，成人则吃1片。“儿科的根本特点是大门诊、小病房，病人主要集中在门诊上，且病种相对单纯，辅助检查少、用药量比较小，收费相对较低，而目前医院盛行按科室经济收入定绩效。”安徽省政协委员陈清海指出。

　　“儿科是特殊的专科，要想让儿科这个专业有行业吸引力，除了保障医疗的安全环境外，还要提高行业的收入，这意味着医生的薪酬制度需要调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表示，目前医生的主要收入还是靠绩效评估的多劳多得，这种多劳多得不是来自医生的劳动强度和难度，主要还是来自药物和检查项目，“解决儿科看病难的关键还是要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

　　钱渊代表在认同提高待遇、稳定现有队伍的同时，还建议“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手段，探索建立以公立医院儿科为主的儿童健康管理模式”。

　　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明确表示，医疗机构薪酬分配不得与业务收入挂钩，“收入和分配一挂钩，医务人员的薪酬就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能这么做，要合理地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而且是应该向儿科倾斜，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要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硬杠杆，要增加岗位的吸引力。”她还指出，同时要合理提高儿科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在职称晋升等方面，也要完善相关的激励机制，从而增加这个岗位的吸引力。

　　不久前，中国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对此，李斌主任在“两会”记者会上特别表示，儿科的医生、护士们功不可没。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等妇幼重大专项，中国妇女儿童健康指标显著改善。米乐m6全国婴儿死亡率已下降至8.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11.7‰，已于2007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促进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履行了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与此同时，社会上包括医学界，不时忽略忽视儿科的重要性，使得很多人提醒儿科并非“小儿科”。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儿科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其诊疗难度之高。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教授分析认为，全国无论大小城市，之所以都面临儿科医生短缺的难题，这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针对相关问题，目前很多医院开始着手建设“儿科医联体”，即通过一家专业的儿科医院来带动多家综合性医院的儿科部门，例如，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对相应综合性医院中儿科专业比较弱的部门进行了覆盖支持。“‘儿科医联体’建设是一条可行之路，建议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熊教授表示，对儿科医生的评价标准也应有所转变，更倡导儿科的公益性而非经济效益，各类保险则应对儿科医生和儿科疾病给予更多支持，这样才能让儿科医生这个原来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吸引更多人才加入。

　　“迅速拓展儿科资源，将其提升到完善医改重要决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来。而做好顶层设计，是尽快改变儿科资源现状的前提。”陈清海委员欣喜地看到，中央已经明确把发展儿科提升到国家层级，从而使充实儿科资源有了可靠的保证，未来5年，中国将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儿科医疗体系，加强对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的扶持，“今后改革的一个重点，是要鼓励儿童专科医院在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开设门诊部，或者向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输出品牌和管理，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句话，让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年龄原因刚刚卸任温州医科大学校长的瞿佳倍感欣慰。就在3月初赴京参会的路上，他已收获好消息：今年开始，教育部终于恢复儿科专业的本科招生，并且，全国首批8所招收儿科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医科大学里，其温州医科大学就在其列。

　　1999年，中国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取消了儿科学专业，国内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招收儿科本科专业学生，近17年来中国新型儿科医生培养机制几乎是空白。如今，这也被认为儿科医生紧缺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更为治本的办法，被认为是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和顶层设计，超前谋划好儿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医生的培养不同于其它行业，其专业化、行业化决定了其不能像其它行业那样可以跨行业吸收，必须主要依靠医学院校专门培养，且培养一个医生的周期很长，至少需要8年。“熊思东教授认为，解决像儿科医生这样极缺医药卫生人才的培养，要从制度上从系统上进行改革，应该制定一个长期规划，提前筹谋、提前实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协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这将成为卫计委2016年的工作要点之一。2月24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表示，针对儿科医师紧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2020年，力争使儿科医师达到1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0.6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