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乐m6从学生、家长对医师执业的稳定性和实用性的迷恋来看，学医似乎是一种生存“饭碗”，也是一种向上社会流动的策略。

　　“高考加油，二中必胜”，6月8日，在青岛二中高考考点门口，该校高三学生李原宁出现在队伍里，拉助威横幅，与考生合影，目送朝夕相处的同学步入考场。

　　李原宁，是青岛今年全市唯一的保送生。化学奥赛金牌、保送至国家集训队，这让他早在2020年11月就拿到北大的保送资格，保送至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本硕博连读。

　　“拿到北大保送资格后，我可以任选专业。一些集训队队员选的都是金融等大热专业，好几年都没有保送生选北大医学部了，特别是临床医学8年制，特别苦，要耐得住寂寞。”李原宁说。送考后，他将去武汉某机构讲奥赛课，还要提前学习北大医学部的课程。如今，他的目标很简单，争取能够顺利毕业，因为他知道临床医学8年制的难度特别大。

　　4月26日16时50分，90后口腔医生储昌安因病逝世。第二天13时，湖南医药学院实验室多了一位“大体老师”（大体老师、无语良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

　　31岁的他躺在实验室最中央的一张手术床上，白纱布蒙着，他的老师身着白袍，带着他的师弟师妹们，手持菊花，集体为他鞠躬。

　　在遗体捐献书上，他说：倘若我的命运不堪，无法挽救生命，还希望为医学贡献自己最后的余温。

　　他的第一次高考，发生在19岁那年。2009年，储昌安从靖州一中考入一所专科院校，但一笔五位数出头的费用，拦住了他。

　　为了凑足学费和生活费，这名准大学生白天在汽修厂做维修学徒，晚上在酒吧做兼职服务员。可即便他昼夜不停工作，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填补学费和家用的窟窿。几经思考，他放弃入学，只身前往上海打工，只要有活就干，推销员、服务员、传菜员……最落魄时，没有工作，没有钱，露宿街头两晚。

　　凑够求学费用，半年后，他重返家乡，第二次参加高考。2010年，储昌安考入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口腔专业。在校期间，他创办“口腔健康协会”，组织策划“爱牙日义诊”等活动。2012年，他以优异成绩顺利结业。

　　但命运再次拦住了他的憧憬与梦想：根据中国执业医师法，医学技术类专业的学历不作为报考执业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受学校限制，做一名医生米乐m6，成了他咫尺天涯却又不可得的梦。

　　命运残酷，但他不认输。无奈之下，大专毕业的他，决定第三次参加高考。最终，他参加对口高考，成绩超过了三本线，却因高昂的学费，选择到离家最近的湖南医药学院（原怀化医专）就读口腔专业。

　　这是储昌安人生中难得的喜讯。命运一直没给他多少关照。家中五口人，父亲储吉根曾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高中生，考上了重点班，却在高考前罹患间歇性精神病，无奈辍学，双目失明更让他雪上加霜，母亲杨秀云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严重的风湿病等疾患，家中因病欠下8万元巨债。

　　我们无从去追问，储昌安当初报考医学专业时，有多少是因为缠绕在家人身上的疾病噩运，有多少是因为想靠自己扼住命运的咽喉。但放眼全国，从医学专业报考意愿的草蛇灰线中，我们能发现一些端倪：更多考生的学医原因，是基于对家庭的考量，为了家人看病方便。而出身于“医学世家”的考生，反而报考意愿在衰减。

　　2019年，浙江高考的状元、榜眼、探花均出自医护之家，状元徐嘉骜的父亲任职于温医大附二医青田分院，榜眼邵奕佳来自温医大附二院，探花罗云昌父亲是苍南县龙城中医院眼科主任，母亲则是龙湾区天河社区卫生中心的护士，但他们无一选择医学专业。

　　北京协和医学院招生办老师曾于2015年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表示，以前报考协和的不少是医学世家子弟，受家庭教育熏陶乐于从医，但现在这类考生数量明显减少。面试时，经常有学生坦言，因为家里没人当医生，自己选择学医，是为今后家人看病更方便。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的三位学者于2015年发表了一篇名为《选择学医的动机与社会流动的期待》的论文，他们问卷调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2010届至2012届的2054名硕士研究生，这篇研究的发现在于：选择接受医学教育的动机与向上社会流动的期待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硕士生群体 50%以上来自农村或社会经济地位为中低阶层的城市家庭。学生及其家长对医生职业的“实用性”和“稳定性”认知，根源在于阶层文化米乐m6、内生的家庭文化资本以及“稳中求升”的家族主义理念。

　　研究者发现，医师执业的稳定性和实用性，在受访者的言谈中高度重复，甚至用词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总而言之，家庭影响仍是选择学医的重要因素。这些医学生的父母相信这个专业的就业前途明朗、收入稳定优质，家里人看病很方便。

　　三次高考，储昌安终圆医生梦。但在更广的范围，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伤医杀医事件一次次震动业界，“劝人学医、天打雷劈”成为了医护人员圈子里的调侃。

　　网易数读曾就#最劝退的专业#做过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医学类排第二位。在根据统计知乎、豆瓣帖子后得出的分析“入了劝退专业的坑，是种什么感受”中，“风险”和“转行”两栏各拿了医生和护士的感受为例：当上医生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要泡在携带大量病菌和病毒的病人中间，风险已经是家常便饭、护理专业在临床很累，工资也只是说解决温饱问题，劝你早点转行。后悔、压力、风险、转行等词汇一度成为劝退关键词。

　　“父母会考虑孩子在高强度和辛苦下，是否还能承受各种压力；另外持续不断的医闹、伤医事件、医疗纠纷也是在劝退。”某乎上，一位医生受邀发言时如此分析。

　　在某些年份的个别省份，也曾出现一些医学名校“断档”的情况。如南方医科大学2019年在陕西理科的招生分数只有480分，只比当年的陕西省理科一本线年南方医科大学在陕西理科的招生分数是593分，超过当年陕西省理科一本线年在青海省录取分数线年，首都医科大学在青海理科的招生分数是561分，超青海理科一本线分。

　　“断档”毕竟不是常态，从全国范围来看，纵使有舆论的纷纷扰扰、圈内人的现身劝退，似乎并未阻挡医学专业报考意愿和招生人数的“双增长”。

　　根据百度“2021年高校专业搜索热度同比上升前10名”显示，临床医学专业上涨27%。

　　回溯近5年的学科报考趋势，百度数据显示，医学的热度近年提升明显，在“各学科门类高考季搜索热度趋势中”，医学由2020年的第四名跃居2021年的第2名。

　　而央视新闻2020年推出的“高考十大热搜专业”显示，2020年高考前夕，医学专业大学排名搜索同比上涨164%。

　　官方权威数据也在印证这样的报考意愿。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近10年来，医学专业招生人数稳步上涨。

　　经过梳理发现，2019年，全国医学专业招生人数突破100万，较上一年涨幅高达17.6%，超过同期全国高校招生总数的涨幅——短短10年间，翻了一倍；医学专业在校生总数也继2018年突破300万后，保持着8.6%的涨幅。

　　而在众多医学专业中，那些能“考取执业医师”的专业，依旧被热捧。复旦大学《2020年春季学期转专业录取名单》曾引发热议，386名转专业学生中，转入人数最多的是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38人，其中，来自其他学科门类的只有4人，更多的是药学和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转入。

　　而在转出人数最多的专业中，预防医学排第三，其转出的32人中，有31人转到临床医学（五年制）和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学方向）。

　　预防医学和药学，虽然和临床医学同为医学专业，但无法成为执业医师。可见，在复旦大学转专业这么一个局部事件里，成为医生是很多人明确的职业选择，毕竟，高考分数线已说明了哪些专业更被看好：通常来说，很多医学院校各专业录取分数平均分遵循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五年制≥麻醉、口腔≥影像、检验、药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的规律。

　　与之对比的是，2013 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始单独招生，不与复旦大学共享生源。医学院希望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那样，通过单独招生，招到更专心医学的年轻人，避免此后因为转专业而流失。

　　不过，据好奇心日报报道，那一年报考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人数没有达到预期。这意味着，一些医学生很可能只是把这门专业当作高考填报志愿时的策略，他们报考时并不那么坚定地要做医生。

　　根据中国本科就业数据显示，医学专业2015—2018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呈下降趋势，从2015届的91.5%下降至2018届的90.7%。（麦可思公司：《2018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从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来看，医学在11个学科门类中排第9，仅高于历史学和教育学，从2016届的3766元上涨至2018届的4622元。就此网友不禁发出灵魂拷问：家境不好，选择医学专业是一种自私行为嘛？

　　与此同时，2016 年 10月发表在医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柳叶刀》 388 期上的一项研究《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全国性数据分析》称：2004年到2015 年中国有 472.8 万医学生毕业，但新增的执业医生只有 75.2 万。如果没有其余干扰因素，这意味着有超过 84%的医学毕业生最终不会当医生。

　　这样的研究发现在一段时间内蔚然成风，《柳叶刀》在2013年12月刊发的另一篇读者来信《中国医学生前景黯淡》中说，在过去5年中，60万取得医生执照的专业人员仅有1/6选择在医疗机构从业，也就是说高达50万、合格且有潜力的年轻医生，放弃从医是因为恶化的医患矛盾。

　　研究者还指出，继续这样的趋势的话，未来在一些特定的科室和偏远地区，人们可能根本找不到医生。

　　储昌安从湖南医药学院毕业后，拒绝了一些诊所的高薪邀请，选择到离家近的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堡子卫生院工作，2019年，他由镇卫生院考入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

　　储昌安的同学都知道，学校里只要有长跑比赛，冠军非他莫属。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最少需要8年，而带走一名医生，仅仅只需要一场病痛。

　　这名长跑冠军倒在了嗜血综合征伴败血症上。2021年1月31日，储昌安在湘雅医院确诊。

　　确诊前1个月，储昌安还主动献血救助病人。当时，绝症的前兆已显现，他就要做扁桃体切除手术了，可接到医院通知“有个病人缺血”时，他还是一溜小跑，献了300毫升血。

　　尽管结局让人有些寒心。他发朋友圈说：只想社会多点温暖。但是现实还是有点冷漠，四个家属连一句“谢谢”都没得，和电视里的剧情截然相反。

　　当“本科去县医院，硕士去市医院，博士留大三甲”成了不言而喻的潜规则，为了原本意义上的“铁饭碗”，更多医学生选择读研、甚至读博的道路。从中国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比例来看，医学毕业生在11个学科门类中排第1，读研比例高居26.3%，是管理学毕业生的近3倍，艺术学毕业生的4倍。

　　2017年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人数环比涨幅为9.1%，2018年涨幅为10.0%。虽然全国医学专业毕业生在2018年即将突破80万人，但随着医学类研究生的扩招，2016届到2018届的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人数占毕业生的比例一直稳定在11.8%左右。

　　随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改革的推行，医学专业的就业路径也在越拉拉长。据《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全国医院执业医师在年龄分布上，25岁以下执业医师为零。

　　有报道质疑了上述《柳叶刀》“超过 80%的临床医学毕业生转行”的研究结论。好奇心日报指出，上述研究在计算毕业生人数时，涵括了全部的医学相关专业，但事实上，只有临床医学、牙科、中医、预防医学、眼视光科在内的几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参与执业医师考试，这是成为临床医生的前提。考虑到没能通过执业医师考试的医学生、离职和退休的医生人数，主动选择转行的人数会比预计的少。

　　近年来的数据也有所支持这样的质疑。从本科学科门类来看，医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半年后从事工作与专业相关的比例连续三届最高，2019届为92%，同时2014届毕业生5年后该比例也最高。从高职专业大类来看，医药卫生大类专业毕业生从事工作与专业相关的比例连续三届最高，2019届为89%，同时2016届毕业生3年后该比例也最高。

　　而对于三度高考、从医药卫生高职专业毕业的储昌安来说，他还有太多的职业梦想无法实现，人生就行将走向终点。

　　一直和我们说不想拖累家里人，大概治疗2、3个月后就放弃治疗了。他的哥哥储昌鑫说。对于病情，身为医生的储昌安心中早有定数。确诊后，他和家人商议，如果生命无法挽救，便将遗体捐助给母校用于医学研究。

　　确诊后的第11天，2月11日，他与母校签订了《遗体捐助志愿书》，捐助书上他写道：由衷感谢母校培养，希望母校培养更多优秀医务工作者，更好服务人类健康。

　　“储昌安是第一个捐赠遗体的校友。”储昌安在校时的辅导员姜俊说，湖南医药学院遗体捐助每年不超过5人，仅勉强用于基本教学，完全无法用于深入研究。

　　湖南医药学院的微博是这么送别他的：千百年来，一个又一个医学先驱前赴后继，用一点点微光在黑暗中逐步探索我们的躯体和生命，而帮助点燃微光的，正是一个又一个“储昌安”式的奉献者。

　　遗体回到母校的这一天，是储昌安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刚被确诊时，他让哥哥给他起草个离婚协议，他不想拖累妻子，可家人拒绝了。

　　范春秀也是学临床的，现在还在参加规培，每月仅有1500元生活补助。如今，一儿一女都得靠她，女儿患有智力发育迟滞。

　　2021年3月，储昌安到北京友谊医院求诊，专家建议他马上住院进行骨髓移植。但他担心人财两空，像第一次高考时一样，他找了个借口拒绝住院。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那天，储昌安在朋友圈告诉自己的患者：没有做完治疗的患者，请找科室小护士给您安排后续治疗，不用等我了，也许一等大半年，也许，永远等不到了。

　　孙雅琴：《青岛唯一保送生李原宁：高考期间全程送考希望把好运带给大家》.2021年6月6日.半岛全媒体

　　杨丽红：《31岁逝世医生遗体捐助母校：还希望为医学贡献自己最后的余温——记通道第一人民医院口腔医师储昌安》.2021年5月4日.掌上怀化

　　孙今泾兰莲超：《400万医学生转行的都市传说,隐藏行业多少焦虑?》.好奇心日报.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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